《四千年農夫》介紹
最近受朋友的邀請參加一個讀書會，介紹《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此書是我和愛人五年前翻譯的，為了在讀書會上介紹這本書的情況，筆者重溫了這本書。
《四千年農夫》一書之所以在有機農業領域有著很強的影響力，應該源于它是最早出版的一本反思西方依賴不可再生能源的農業耕種形態并介紹東亞持續幾千年農耕文明的書，金在書中交代了他來訪東亞三國的目標“我們渴望了解經過兩千年或三千年甚或也許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土壤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這三個國家稠密的人口成為可能。”
百年之前，美國因殖民化形成的大農場農業耕種模式，就已經面臨種種困境：農業生產高度依賴不可再生能源投入；百年之后，美國農場數量急劇下降，農場規模愈大也就愈依賴農藥化肥農機投入，農場陷入“要么變大，要么走人”的困境，鄉村地區的社區愈加衰敗。
書的作者是美國土壤局局長，他于1909年2月2日離開美國西雅圖，7月下旬返回，在中國停留約為4個月20天，在太湖流域前后兩個半月，還訪問了香港、珠三角和西江流域、青島、濟南、天津、長春，金考察了稻作農業和旱作農業，在他的書中反復提及的核心觀點就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城鄉之間、鄉村內部進行的物質循環，特別是農業與人的衣食住行的關系，文中的描述讓傳統農耕社會的圖景展現在眼前，“地力常新壯、用糞如用藥”，中國傳統農業倡導的“種養結合、精耕細作、地力常新”，核心就是處理好農業與天、地、人之間的關系，農業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農人則需要處理好這幾個主客體之間的關系，這便是農事的管理。
這讓我想到很多人經常會隨口說：“我都種了幾十年地了，不用農藥化肥會顆粒無收！”這樣的描述其實也反映了農人了解物候、增強地力與作物管理之間的關系，農業耕作技術正體現在農人對這三者關系的把握上，技術當然也就有深淺之分，并不只是跟從事農業時間長短有關。正像我們通州順義兩個蔬菜種植基地的技術員郎師傅和馬師傅在同樣種植一種蔬菜上，盡管都是有機的耕作方式，但還是存在著技術的差異，進而會影響產量。這種差異本身來自于經驗。這也說明僅就耕作技術本身而言有機耕作技術并不能與常規耕作技術比較優劣，無論有機耕種還是常規耕種，農業具體操作中的差異性都是巨大的。
在中國傳統農耕思想中，施用肥料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培肥土壤”，而不僅僅是美國農業模式中滿足微觀上營養的需求，中國農耕的思想是整體性的。本書中就提到了當時使用的十幾種肥料：人糞尿、家畜禽糞尿、蠶屎、蚯蚓糞、草木灰、草木落葉、綠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秸稈、蝸牛殼、豆餅、灶灰等，同時書中還描述了中國農民種植技術的核心準則是“如何集約有效利用時間和空間”，因此像間種、套種、一年多熟、輪作等，都是為了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獲得更多的產出。
當然，作者在中國的四個月也體驗了不少中國的風土人情，農業提供給了中國人衣食住行的原材料，養蠶、種茶、種煙草、建筑、燃料、織物等都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鄉土生活有關的就是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形成的鄉土文化，誠實、節儉、幸福、滿足、忙碌、平和……這次詞匯所描述的那個時期中國人生活雖然不能從書中黑白照片中看出來，也肯定有人會說金浪漫化了當時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但是在農耕文明的條件下，這樣的生活方式或許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與土地近了，人類無論是在主動還是被動的條件下，都會更接近自然的節奏。生命過程中包含了豐富的物理、化學和心理反應，而時間是所有這些反應的函數。農民就是一個勤勞的生物學家，他們總是努力根據農時安排自己的時間。
（百年后的今天，農民被遠遠的拋在了激進現代化浪潮的后面，社會反應條件已經大不相同，能夠認識農民的價值以及農民對自我價值的認知都與百年前大不相同。此處，書的作者及筆者都沒有下價值判斷。）
費孝通讀過此書后寫道：“中國人像是整個生態平衡里的一環，這個循環就是人和土的循環，人從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還之于土，一生結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復始。”
有機農業的階段式發展
很有意思的是，在金完成了這本書之后，一個英國的土壤學博士霍華德被皇家派往印度教授農業耕作技術，在印度工作一段時間之后，他卻產生了對英國農業耕作方式和科研體系的批判和反思，并完成了同樣對有機農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一本著作《農業圣典》。
之后，魯道夫史坦納、羅代爾、福岡正信代表的生物動力農業、有機農業、自然農法等都有相似的核心思想，只是在技術操作上有所不同，不過，它們都是國際有機農業運動的一個部分。
我們從這個發展階段中可以看到有機農業并非像很多人認為的是尋找最純凈沒有污染的食物，就像很多人都會問：“北京的空氣都污染了，怎么種有機？”其實這個問題里混淆了有機農業和有機認證的產品之間的差別.
這個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一直到20世紀的7080年代，都是各類有機農業思想、哲學發端的時代，這個時代所面臨問題的背景是西方大農場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如何能夠讓農業更加資源節約、環境友好，這是這個時代農業思想孕育的基礎。這個時代也被稱作有機農業的1.0時代。
有機農業所面臨的農業問題百年來在西方仍在加劇，20世紀的6070年代，隨著發達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也帶來了很多發展代價的轉移，農業污染、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凸顯，也就隨之產生了對有機農業更大的產品市場需求，這個時期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成立了不少民間有機農業協會，也有不同的區域聯盟的生產標準，也就產生了標準不統一造成的貿易困難，因此，在7080年代，各個國家的國家標準開始出現，不過，這些國家標準基本都是參照了行業內的不同區域的標準，也是對有機農業各個不同利益主體的平衡。有了標準，也就容易形成市場規模，1970年代到2010年代，這段時間是有機農業貿易大發展的時期，在有機農業運動舞臺上都更多活躍著有機產品的進出口、國內市場開拓、大型展會等現象。這個時代有機農業的特點是有機農產品更為市場化、產業化、全球化。這個時代也被稱作有機農業的2.0時代。
當然這個階段也有很多問題出現，比如有機農業也被工業化，為了壓低生產成本，以更低的價格銷售，美國很多大型有機農場都會雇傭墨西哥非法移民工作，很多人認為有機農業在這個階段偏離了“生態、健康、公平、關愛”的四大原則，盡管有機產品對消費者有了更多好處，可是公平關愛的理念并未在有機農業體系中體現出來。也就是在有機農業體系里經濟又脫嵌于社會了。還有一些關于有機農業標準降低的討論，很多人認為有機農業的標準降低是為了不斷擴大國內有機產品的市場份額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對有機農產品的需求，比如是否允許使用轉基因的種子的問題。還有很多人認為有機認證本身簡化了有機農業的思想，在認證標準中僅能體現對種植方式的要求，而沒有體現有機農業對人與人關系特別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關系的思考，一件商品是否體現了四大原則中關愛的原則，或者說關愛的原則是否可以被標準化，這也是這個階段一直有爭議的問題。因此，我們看到這個階段出現了一個平行于有機認證的第三方體系TPS的另外一種有機農業認可方式參與式保障體系PGS，這個體系最早出現于巴西的一次有機農業的會議上，很多人提出現在的有機認證重新割裂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系，而變成一個中間獲利部門，應該有一種新的認證體系被生產者和消費者所擁有，而認證過程對于雙方來說的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巴西、印度、新西蘭、美國有了國家認可的PGS體系，他們所認證的產品有的可以貼“PGS有機”的標簽，有的只能使用“生態”的標簽。在有機農業2.0階段的1970年代在歐洲和日本還出現了一種倡導“直銷、當地、友好”的產銷模式，在日本被稱為“teikei提攜”，在美國被稱為社區支持型農業CSA，這種模式本身因為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建立長期的關系，很多人認為CSA模式本身就不需要包括PGS模式在內的認證。在中國，我們將這類模式統稱為“社會化農業”，意即區分于產業化農業只重視經濟功能的模式，產業化農業只是將農業看做一種生產方式，農產品看做一種商品，而忽視了農業的環保、生活、休閑、就業等其它方面的功能和價值，社會化農業是一種以人為本的農業生產和流通方式，2008年后興起的市民CSA農場、農夫市集、消費者共同購買等模式都屬于社會化農業的類型。
2010年起，在世界有機農業的舞臺上更多的農場主越來越活躍，他們提出有機農業應該回到關注生產者的本質上來，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的主席就是澳大利亞的一個有機農場農場主。于是，有機農業3.0時代出現，這個時代仍然會發展有機農產品貿易的部分，但會更多回歸有機農業四大原則的核心部分。這個3.0時代，我們看到IFOAM開始推動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對接的CSA，降低認證成本讓更多小農加入有機農業運動的PGS參與式保障體系。IFOAM曾經與CSA國際聯盟URGENCI談判希望將URGENCI變為IFOAM平臺下的一個分支機構，但這個提議被URGENCI理事會否決。IFOAM后期對于PGS的推動力度越來越大，在2014年土耳其的第18屆國際有機農業大會上，專門設置了會前會討論PGS的發展，并通過國際交流項目將國際PGS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派到中國來交流一段時間。
有機農業在中國的呈現有著與西方不一樣的內容。如果將現代話語中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作為首要評價標準的話，那么鄉土文化則是在這個標準下最高的文明形態。農業在鄉土文化中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方式，同時也是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資本文明的形態下，發展的內在動力來自少數對多數的“剝削”，如若農業價值高，城市不能再源源不斷向鄉村抽血，則城市化本身的低價勞動力就難以獲取，中國農民安土重遷，如果能在鄉土獲得一份足夠體面的收入，并不一定想要進城務工。而鄉土文化本身的正外部性并不能通過經濟效果去簡單評價。可以想象，如果我們的政策導向仍然沿著不斷城市化的方向前進，越來越多的鄉土社區被破壞，則城市也要為此承擔更高的風險成本。低廉的農產品價格使得農民不能再依賴土地為生，只能進城務工，成為城市里的打工者，多數在建筑業；低價也給予城市人一個維持城市生活的低廉生活成本，都市的生活消耗著無數“低價”的產品，從食物到服裝，而這些低價的產品卻有著極高的環境和鄉土社會的成本。因此，有機農業在中國不應是簡單的對農業生產標準的一種認定，更應該包含對鄉土文化的保護和認可。中國有句俗話：“人沒有吃不了的苦，卻有享不了的福。”人的欲望無止境，只靠人類自己的道德約束恐怕要求太高，而保護和珍視現有的文化，并不是一種抱殘守舊，這反而是對中國文化中“大道中庸”內涵的發展。
中國有機農業發展的瓶頸
有機農業的發展是為了什么，如果只將有機農業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或者貿易產品，那么有機農業的發展也一定會走上如現在“產業化”“機械化”“現代化”的困境，那就是發展不知為了什么，這些化本身都是有一定價值的，但如果為了化而化就一定會出現，為了使用大型機械而流轉土地，讓小農無法生存，資源掌握在少數大農場手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大量的農業支農資金補貼的方向基本上都給了大型農場，而拿到這些補貼的農場因為與農產品收益相比非常簡單就能拿到，也就越來越不重視農業的生產，進而我們看到大量受到補貼的項目越來越多荒廢的設施，與此相比，真正承擔質量和產量基礎的小農戶卻很少能拿到補貼以及獲得進入市場的機會。
如果說在中國發展有機農業的根本其實是保護鄉土文化，則必須要給予這些小農進入市場的機會和支持，以及技術公平有效傳播的方式。農民作為一個生產主體，選擇種子、農藥、化肥等投入品，所獲取知識是在地化的還是受到被專家學者大農業公司壟斷的。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有機農業的困境是由于農業政策本身都是有利于工業化農業發展的模式的導致的，而推動多樣化、非標準化、小規模、本地化的農業政策非常有限，方向不是讓大公司進入替代看似“落后”的小農戶，而是給予農戶組織的基礎，形成合作對接市場，真正把農業的方向放在讓農民通過農業可以生活在鄉村并且維持一個鄉土社會的穩定基礎上，讓政策如何切實有效落地，降低農業部門利益在其中的影響。政府直接對接農戶的確交易成本會很高，那此時就必須允許農戶的行業組織或者協會的建立，政府轉變服務觀念變為行業組織的服務者和利益協調者，這樣也不會再形成政府總是變為危機的應對主體，每次一出現“草莓農殘過量”的事件，政府就需要應對，反而難以形成有說服力的解釋。
有機農業倡導：公平、健康、生態、關愛這四大原則，希望在有機農業3.0時代回到有機農業起源地中國，重新探討城鄉關系、生活方式、生態價值。
